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4
是爱是恨？
就杀人来说，正面的感情要比负面的管用。仇恨可能反会降低“战斗力”；关爱的作用正相反。技术进步，炸弹、手雷的使用日益增多，彻底削弱了激情在战斗中的作用：冷静的头脑、坚定的目光要比对敌人满腔仇恨更重要。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84。另见斯坦利·戴尔蒙德，“战争和分裂人格”，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87。杀敌的欲望加上盛怒和仇恨，在其作用下抠扳机的手反会发抖。《战士的心理学》，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在嘈杂、疲劳、危险的环境中，军人能否保持“定力，坚持完成任务”显得十分重要，有位心理学家反复说道。安东尼·华莱士，“战争的心理学准备”，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78。要长时间保持对敌人的仇恨不仅十分困难（能与不能尚且不说），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2—383。对杀人经历和仇恨缺位的直白探讨，见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1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雷德里克·基灵军士长1915年12月23日及陆军阿瑟·韦斯特上尉1916年2月12日的信，均引自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61及290；列兵莱昂内尔·黑明，“拉下重骑兵”，页1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B.劳伦斯文章草稿，“理智还是情感”，页4—5，收C.奥格登，“书信文件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页90，1916年10月16日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而且进攻欲过于强烈的部队常不易收手，这样就得承受不必要的伤亡。G.柯尔布鲁克，“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国陆军专项研究：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698。仇恨的形成总是以自制力的丧失为代价，这样的士兵又与武装暴徒何异？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因仇恨而生的心理冲突有害而无益。时刻抱有敌意、渴望杀死宿敌的士兵会发现，很难把自己的暴烈性格融合到团队中去。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事实上，对敌人的仇恨和从杀戮中获得的满足常引发各种不利于战斗的情绪。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另见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74。过分沉溺于杀伤的士兵会因频繁战斗，而更容易精神崩溃。陆军埃德温·魏因斯坦少校，“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及陆军雷蒙德·索贝尔少校，“长期作战后的焦虑抑郁反应——‘老军士综合征’”，《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43—144。
更重要的，仇恨会减损士兵对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信念。恨的前提是怕：按一名随军牧师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仇恨德国佬”的运动对人的心理都有害的缘故。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发生：随军牧师纪事》（伦敦，1932），页108—109。心理学家认为，激发仇恨心理只会导致分裂和失意。比如，爱德华·格洛弗虽然承认有些士兵需要先恨敌人才动得了手，但也认为仇恨的缺位能反映一个人对自己事业正当性的一种健康的信心。换言之，仇恨是心里没底的反映。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对战争政治目的的信念可使打仗成为自我理想的一部分，这样就能减轻因杀戮而起的心理冲突：而容易生恨是内在紧张的表现，且可能导致心理崩溃。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4。此外，仇恨常会抵消许多重要战争程式的作用，特别是集体或“部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战争虽然能迅速加深平民和士兵的“部落认同”，但只有一类人能享有杀害对立“部落”的殊荣。对他们来说，感觉不到仇恨反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素质。他们的所谓好斗心理不应与“普通的愤怒”相混淆。哲学家威廉·欧内斯特·霍金曾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