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3
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军人都把杀敌当作一件略微有点恶心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自视为匠人、专业人士，或者不过是履行自己职责的普通人。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页84；陆军弗洛伊德·琼斯军士长，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7；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241—242；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71。1942年时，约翰·J.弗洛赫蒂描述了空勤机械师拉塞尔·布朗中士在机载枪手和另两名机组人员牺牲后被迫接过机枪的情形：
布朗（因战友牺牲而起的）的一腔怒火让位于冷静的决心。战斗带来的激动心情已不再，现在他是一名熟练的工匠，手持工具在做着习常的事情。
接着，布朗又叙述了他在击中德军机组人员前是怎样盯着他们的眼睛的。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当别人问战功显赫的埃勒斯中士，他杀死那么多德国人是不是因为仇恨时，他答道：
我不恨任何人，先生，也不愿意杀人。但如果有人在我做事时碍手碍脚使我不能继续工作，那只有杀了他，就这么简单。埃勒斯中士，引自默尔·米勒，“介绍”，收唐·孔登（编），《战斗：太平洋战争》（伦敦，1958），页9。他曾获美国荣誉勋章、银星奖章和带小金属徽章的铜星奖章。
毛利族士兵保罗·托马斯描述了他在赴越作战前的类似反应。“去越南是当时惟一可做的事，”他回忆说。那时“杀人不牵扯任何的感情；这样的反应是早就欲设好的”。保罗·托马斯，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67。
不少士兵都认识到，敌人和自己一样遭罪。用伞兵威廉·克拉克在一战时的话说就是：
和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你不会恨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兵打仗，一样受政治家、将军和战争贩子的操纵。我们——他们——都不过是炮灰。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话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8。
尤其是在轰炸期间，士兵虽然宣称要尽力杀敌，但也常对德兵怀有极大的怜悯。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3—254，与格林太太书，1915年11月13日。在前线区别对待敌军士兵和他们的长官是比较容易的，正如发表在《澳大利亚兵》上的一首一战诗的前两个诗节所写：
我不想把德兵
炸得尸骨无存；
和平才是我所期待——
要这些尸块有何用。
但我要把他们的皇帝高悬
还有他的私人卫队——
名有多臭就挂多高；
反正有高炮轰他下来。海默，“和平的条件”，《澳大利亚兵》，1918年8月6日，页11。
这种想法在欧洲战场尤其有代表性，而在稍“远”一些的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就未必了。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1。试比较，有42%的美军士兵看到日军战俘后反而更想杀人了。这可能与太平洋战争特别残酷有关，其时接触敌人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