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0
定性、定量研究都表明，仇恨的表达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对手的实际、心理距离，二是战斗经验。和敌人的距离远近显然很重要，最没有个性的杀人方式（如打炮）是最难激发仇恨的，因为它杀起人来最少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例见落款1915年7月18日的信，收马克·瑟文，《重型炮和攻城炮在法国的用途1914—1918》（伦敦，1930），页63。尽管多数士兵认为，促使他们用刺刀的原因是“自保的本能”多过仇恨，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282。另见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及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66。他们也大多承认要比“拿机器杀人的士兵”有更多的仇恨。斯图尔特·霍尔布鲁克，《无人更勇敢：今日美国战争英雄》（纽约，1942），页90。一战时的野战炮兵亨特利·戈登承认对德国人不抱有同情，但也申明并不恨他们。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必在无人区匍匐探雷。亨特利·戈登，《一去不返：一名野战炮手在佛兰德，1917—1918》（伦敦，1967），页74。二战时，诺曼·科普伦注意到，如果一个人要“和另一个人比拼刺刀”，这时恨对方要相对容易些：
对手和你相距不过一米；正用种奇怪的语言诅咒你；一看就知道是个外国人；瞪大的眼里不是恐惧就是愤怒；更别说一举一动还尽显杀机。
但自动步枪、机关枪和烈性炸药“扩展了死亡的空间”，使它变得无关乎人的感情，甚至可以不带偏见。“要对自己绝少谋面的人产生愤怒不是件容易的事，”科普伦最后写道。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8。类似的事情在炮手、陆军中尉肯尼思·H.库斯兰身上也有发生。他从没机会“直面”活着的德国士兵，慢慢地也就“不以为自己是在杀人了”。库斯兰认为战斗是
一种奇怪的客观感觉；敌人不过是靶子。我对他们从没有敌意，反倒敬他们是勇士。但我的职责是要打败他们，赢得战争。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日期不详，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二战的例子，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9。
与敌人的社会、心理联系也同样重要。上战场的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经历，仇恨因而难以生根。尤其是在欧洲打仗，许多士兵在平时对后来的敌人有所了解，这多少会影响他们的态度。机载枪手A.G.J.怀特豪斯就永远不能忘记，他的枪下鬼原先可都是自己的朋友啊！他盯着第一个死于他枪下的人凝望了许久，若有所思。“对，他们是德国人，可不知怎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回忆说，这一切在他看来，好像“一场梦——都是假的。我从没恨过他们，那时萦绕在我脑际的是菲克·西曼，是查理·罗特纳果，是兹尼德尔先生，他是名小学老师。唉，还有好多呢，都是我在新泽西认识的德国人。”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3。
除了过去的平民经历，不久前的战斗经历对士兵对敌人的情感反应也有影响。平民会更多宣扬对敌人的仇恨，所以很多论者认为，读或写关于杀戮的事反倒比亲身参与更容易激发仇恨。奥利弗·埃尔顿，《C.E.蒙塔古：回忆录》（伦敦，1929），页197；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67；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85。战机驾驶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倒能欣赏、尊敬被他们炸死的敌人，在他们下葬时也常极尽哀荣，但百姓对敌人只有蔑视，认为给他们高规格的葬礼无异于崇敬“撕人魔”杰克。［1888年8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杀死至少7名妓女而身份始终不明的一杀人犯——译注］。詹姆斯·斯派特，《空中实力和战争对错》（伦敦，1924），页319；《每周快件》，1916年9月10日；《每日邮报》，1918年5月4日和7日。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曾击落德机47架，他父亲曾鼓励他，“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保尔回答说他不把德国人视作恶魔：“我对德国人没什么坏印象。他们都是好人，不过胆子太小，可他们也都尽力了，”他这样告诉自己的父亲。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60。1915年5月4日，J.H.厄尔利给家里回信，之前他们给他寄了份剪报。在信中他责备家人，“这里可没有‘野蛮的德国人’。”他还写道：
我们的怒气也许应该大些，可能是因为那些直让人愤怒的事与我们的切身环境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吧。也是因为我们与沙袋后面那些可怜虫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一定跟我们一样，是一派胡闹。打仗让人厌恶，它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要是热衷于此，你的战友只会把你当作傻瓜！J.厄尔利，“战争日记1914—1918”，1915年5月4日信，剑桥郡档案局B1/HG/J/2。另外，对战争体验越深的平民（比如遭过空袭的人）越不会对报仇有兴趣。有个大范围调查发现，要求为德军轰炸英国城市报仇的人中，最坚决的都来自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约克郡北部行政区等地的乡村，而这些地方并未受过空袭。不列颠民意学会因此在1941年4月作出结论说：对复仇性轰炸的支持态度与个人的空袭体验成反比。引自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