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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8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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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血腥的“仇恨训练”自然招致许多人的反对。陆军上将、(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爵士曾向下级指挥官指出,人为的仇恨还是无法和“毅力驱使下真正的进攻欲”相提并论。他下令禁止用粗暴的言行使士兵嗜杀或生恨。据“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到1942年5月,仇恨训练已告终止,因为之前公众曾有过强烈抗议。1942年4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在黄金时间向公众揭露了“仇恨训练”的内情。难道这个世界上的仇恨还不够多,以至于要战争部人为制造仇恨吗,议会下院的R.J.戴维斯质问道。议会下院R.戴维斯先生(工党部长),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此外还有人质疑这种训练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义,甚至是否是英国人该做的:批评者认为其有失人的尊严。“军队训练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25日,页2,引自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陆军上将伯纳德·佩吉特爵士致所有军队指挥官的信;议会下院辩论,来自伊普斯威奇的斯托克斯先生(工党部长)的提问,据《泰晤士报》,1942年5月14日,页8,事涉5月13日;“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B.麦克尼尔,“战时精神病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503。《泰晤士报》的作者也纷纷表示反对。温切斯特的托马斯·霍华德更是厉声指责:“恨敌人有什么用?仇恨最容易把人拖垮;打仗需要的是耐力。”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凭着“冷静和坚毅”才“全力求胜”的。托马斯·霍华德,“战争中的仇恨”,《泰晤士报》,1942年5月1日。心理学家更是不屑,他们认为凡让士兵昏厥、呕吐的训练方法都是危险的,并指出把战场比作屠场既不相干,又无激励作用。“战斗灌输”,1944年,页2,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另见欧内斯特·琼斯,“心理学和战争环境”,《精神分析季刊》,14期(1945),页15。他们还注意到原先积极的学员这会都变得消沉了。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81。这种训练方式“做作、残忍,只有幼稚或大脑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来”,它只能激发潜意识里的罪感和抑郁的心理,而对提高士气毫无作用。未注明日期、未署名的报道,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试图“让冷血的人变得热血”只会有害于其心理:而引入真血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战争部)A.威尔逊致(本土部队G训练部门)陆军布里坦中校的信,1942年5月,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血腥的训练方式只会颠覆“人的自尊这一士气的基石”。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89—190。上述战斗学校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认识上的,那就是人生而乐暴、嗜血。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英国陆军精神病中心的负责人在1942年曾挖苦道:
在大多数战争中,训练营或后方的少数个人或团体有时会认为我们应试着去恨我们的敌人,杀戮欲是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这对腻味了整天毫无动作、拼命摆脱厌倦的官兵或许颇有吸引力,但经验告诉我们,希望激发人最本能情绪的努力——即使它能消解我国士兵的廉耻心——并不是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陆军精神病中心负责人,技术备忘录2号,“假如你是纳粹暗探——或者是业余的第五纵队成员”,1942年6月,页7,收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恨敌人
“打仗厉害”的那些士兵对敌人的态度未尽一致。有的否认存在敌意,有的快意于憎恨。在那些对手不是白人的战区仇恨特别容易产生,暴行也是。见第6、7章。比如在太平洋战场,对敌人的仇恨就达到了顶点。“大锤”尤金·B.斯莱吉曾形容过这种超越了其他所有情感的“粗野、原始的仇恨”。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33—34。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表明,相比德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要深得多。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8,据1943—1944年间对5558名美国步兵的调查作出。澳大利亚人恨日本人胜过美国人,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有军官这样说,要澳大利亚狙击手“冷静、小心地”算计来犯的日本人并不很难——“这会激起我们对其种族的反感”,他说。“狙击”,日期不详(二战期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驻韩国第25师的伍泽尔·恩特少尉曾说他和对手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过节”(他是这样想的,“毕竟不论是朝鲜人、中国人、苏联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们都是为国效命,都得服从命令,就像我一样”),但也承认这种想法并不普遍。“很多士兵本能地仇恨敌人,也许和他们是东方人不无关系,”他思索着。陆军伍泽尔·恩特少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8。菲利普·卡普托在越南时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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