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7
战争中，哪方有更多的仇恨，就会成为最终的胜者。西尔曼感叹美国人不太会恨别人（他认为，美国人太过个人主义，非有教唆难以对别人产生仇恨），却坚持由政府出面进行宣传可以激发民众的仇恨。伦纳德·西尔曼，“对士气的精神病学研究”，《大脑神经混乱杂志》，97期（1943），页283—295及“士气”，《战争医学》，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另见C.罗杰森，“致奥尔巴尼D.尤恩·卡梅伦博士书，1940年7月18日”，《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7卷2期（1941），页970。在朝鲜战争中，旧金山军队医院的精神病学家约翰·J.麦伦上校也认为，仇恨可以麻木人害怕的神经，且可以使士兵转向敌人寻仇。与西尔曼一样，他也认为（因为其文化背景）要让美国人学会仇恨比较困难，但他坚持这种心理“绝对值得”灌输。约翰·麦伦，“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1。
仇 恨 训 练
既然大家都认为仇恨对于激发“合适的”战斗行为很重要，军方采取各种方式来培养它也就不足为奇了。“缜密的”宣传、向士兵解释战争的目的、强调敌人的凶残本性都无法让他们产生持久的敌意：真正的仇恨是不理会道理的。而且士兵最讨厌集合“训话”：他们认为集体聚会是危险的，况且他们身心俱疲，简单罗列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罪恶无法引起其兴趣，而且他们的思想都在打仗上，只会对这些老生常谈嗤之以鼻。赫伯特·施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1。
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让士兵学会仇恨。我们前面说过，在一战、二战（甚至）越战中，刺刀训练被广泛采用，以“唤醒士兵凶残的本能”。一战的情况，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但我们这里要考察的是另一种激发仇恨的方式。截至二战时，“仇恨训练”已趋极端。就在英国宣战前，在同牛津大学本科生每周一次的谈话中，汉弗莱·比弗说到“如果既没有私怨，又没有出于道德原因的愤恨”就不应指望“正人君子”会屠杀“其他正派人”，除非他们受过某种形式的仇恨训练。尤其是在战争拖而不决的情况下，“掌握战争机器的决策者有必要”
残酷对待那些就要真刀真枪作战的士兵。不能让他们有自己是护法骑士的感觉；相反，必须向他们灌输杀戮的欲望，使他们能毫无由头地大开杀戒。汉弗莱·比弗，《和平与和平主义》（伦敦，1938），页53—54。
英国陆军战斗学校在1941年和1942年对“仇恨训练”进行了通盘实验。训练有一部分是要新兵穿过一条一英里长的攻击障碍跑道，十分累人。大喇叭不停地放着“杀死德国佬，杀死德国佬”和“记住香港发生的事，大祸可能就会降临在你头上”，以嘲弄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在整个过程中不时有爆炸发生，在他们涉水和蹚过泥塘时候会有实弹打向他们。训练还要求他们向仿真的德、日士兵开火。其中一个单元要求拼刺刀，此时他们浑身上下会被羊血浇透。在下一个训练单元，他们会被带到屠宰场，要他们注视一面“仇恨墙”，上面净是德军在波兰施暴的图片。“陆军训练的现实政策：仇恨的精神”，未注明日期的剪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训练中的现实主义”，《泰晤士报》，1941年12月25日，页5；J.贝拉、A.克拉克，“笨蛋教官”，《步兵杂志》，52卷3期（1943），页72—75；“战争灌输的目的”，未注明日期但晚于1942年5月1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