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