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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4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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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士兵担心,战时黑人士兵主要承担的不是战斗任务,战后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如有人奚落:“你没见他的白人兄弟(?)在前线捐躯,而他却在后方勤务部队安然无恙?”两段引文均出自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33。另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0。有部分军官在刻意煽动战时拼命、战后享福的观念。黑人上尉约翰·朗记得(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S.巴顿上将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各位,你们是美军有史以来第一批黑人坦克手。亏得你们都还不错,不然我不会要你们。我手下都是军中精英。我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只要能搞定那帮德国畜生就行。别忘了,你们的种族正指着你们凯旋呢。别让他们失望了,妈的,也别让我失望!乔治·巴顿上将的讲话,约翰·朗上尉回忆,引自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
查尔斯·A.盖茨上尉也记得这段讲话,而且补叙到黑人士兵听了这话“特激动”,因为终于有人要他们放手去杀白人了。查尔斯·盖茨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66。
但对许多黑人来说,从军的经历也是他们理想幻灭的过程。小查尔斯·A.希尔上尉隶属第332战斗机大队。加入该大队时,他是真心相信美国民主是保护所有公民的。这是他与德国人打仗的动力。但在军队的经历使他不禁问自己:“我一直相信自己的政府,现在看来是不是太天真了,以致被愚弄了还闷在鼓里?”小查尔斯·希尔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240—241。一名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士兵在新几内亚作战后诉说道,自己看不出
为国效命有什么意义,战争结束后黑人的命运跟以前相比不会有什么改变。自己在为美国打仗的事实应表明自己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也是美国公民,可美军又确实在搞种族隔离,战争过后自己还不是得回到以前的生活,依然受歧视和偏见?姓名首字母缩写为T.I.V的军人,引自伊莱·金斯伯格,《崩溃和康复》(纽约,1950),页233。
黑人士兵的“敌人”经常是白人官兵,而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这话常有人说。例见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抗议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18年感恩节的盛大阅兵,一个月前因为作战英勇(死伤1100余人)而获得十字军勋章的一支3000多人的黑人军团就拒绝唱“为了你啊,祖国”。罗伊·奥特利,《“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身处黑人的美国》(波士顿,1943),页317。
反英雄
很多人参军是因为在军中可能成为英雄,复员后可以受到优待,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17,1918年12月17日。尽管如此,在前线的人却并不向往英雄的披风。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45。典型的想法(至少对真正身处战场的人来说是这样,那些只是凭空想象的人就不好说了)是:“我志愿入法作战,不是为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E.高德森,《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下级军官的事故、经历、印象和看法》(哈福德,出版年份不明),页31。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事实也是这样,二战后应获军功章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领取了奖章:只有女兵和领航员,也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实际作战的人,才对收集这些纪念品稍有兴趣。没有领取奖章的男兵中,大多是嫌太麻烦(41%),要不就认为奖章纯属浪费或根本不值钱(分别占20%和17%)。领取奖章的人大多也仅以“是应得的”或“留个纪念”作为理由。只有16%的人承认自己是“真正想要”。莱斯利·威尔金斯,《社会调查:战斗勋章的需求预测》(伦敦,1949),页3,14及17—19。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领取奖章的有560人,领了的有1149人。
对军功章缺乏兴趣,部分是用平民价值观来衡量战争的结果:许多士兵都认为所谓英雄就是杀人最多的人——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事实也是,到一战的时候,军功章越来越少地授给救死扶伤的战士,而更多的是给了杀人无数的士兵。加拿大战争档案局1918年关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报告甚至毫不隐讳地讲“英勇行为不应只得到精神奖励,同样要给予物质奖励;壮举的背后是军人,不是人道的职责”。加拿大战争档案局,《从1915年4月23日到1918年3月30日共有三十名加拿大人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伦敦,1918),页6。
当然也广有传言说“杀伤最多的人并不总是最好的士兵”,“步兵负责人关于当前战争步兵额外支出的备忘录”,1945年,页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也有人表示担忧,质疑是否应该鼓励“浸透了冷酷、残忍的政治、宗教观念的杀人狂”,这是第14军司令1945年的原话。“步兵照会”,14军司令作,1945年,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能为士兵带来奖章的行为一般都是应受指责的。野蛮和英雄间的微妙关系受到了士兵的关注,在他们眼里,所谓“英雄”是野蛮、不可靠的。例见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4及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有位越战中自封的“英雄”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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