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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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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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