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3
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