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2
但之所以要保留刺刀，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军队，愿意进攻的战士总是受到最高的奖赏，这就决定了刺刀的地位一定高过子弹。炸弹、手雷也好，子弹也罢，都使人倾向于退缩，只有刺刀会强迫士兵前冲，跳出战壕去和敌人拼命。放枪只能把敌人“逼回去”，而不能把他们“逼出来”，1919年的一本训练手册这样提醒各排长。它的理由是，“自信能拿刀杀人的才会上阵杀敌”。战争部，《步兵排训练》（伦敦，1919），页4。类似的说法，见陆军O.伯迪上尉，“灌木、丛林战与现代武器”，《陆军季刊》，8卷（1924年7月），页319及陆军J.维利斯斯图尔特上尉，“刺刀”，《陆军评论》，1卷2期（1911年10月），页311。1915年，英国战争部也公开表态，只有对自己“刺刀本领”有把握的士兵才可能“接近敌人”。战争部，《前线纪事：第三部分》（伦敦，1915），页10。另见关于白刃战的讲座，收阿尔弗雷德·唐斯，“布伦特伍德南军讲习所上课笔记，1916年10月16日始”，未编页，伯明翰城市档案馆。刺刀可以让人变得更“嗜血”。阿尔弗雷德·唐斯，“教导篇：白刃战”，1916年10月16日，伯明翰城市档案馆；“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战争部，《1917年攻势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1—12；战争部，《青年军官注意事项》（伦敦，1917），页22。就连敏锐的评论家如富勒，虽然知道历次战争中刺刀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也接受了有必要进行刺刀训练的观点，理由是它可以鼓励士兵多杀伤。J.富勒，“战争科学的基础”，《陆军季刊》，1卷（1920年10月—1921年1月），页94—95。
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一战时的昙花一现。在此后战事中也有类似的意见提出来。例见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及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1—2。挥舞“冷钢”，才能让敌军心寒。“为骑射手准备的刺刀”，《陆军评论》，1卷（1913年7月），页85—86；“地方军指示号581943；杂记：战区纪事”，1943年，发给排长，页7，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2；战争部，《1952年地方军训练》（伦敦，1952），页37。安德鲁·G.埃利奥特在给英国地方军编的一本小册子里更是一针见血：
碰上单个的德国兵，只要能拿刺刀或钝器搞定的，就不要用子弹。试想如果次日清晨敌人发现哨兵或侦察兵被肢解了躺在那儿，该是多大的打击。安德鲁·埃利奥特，《射杀：救命书》（伦敦，1941），页52。
1944年时，（英国本土军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曾给全英训练部队的司令员作指示说刺刀进攻练习非常重要，它可以教会士兵“勇猛”和“短兵相接的勇气”。此外，他还把逃避训练的人贬为“只会学女生尖叫”。“本土军队训练：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上将）对全英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喋血刀锋：肉搏战全攻略》（1942）一书建议不要把“小伙子”当作“姑娘”看待。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某越战老兵在回忆肉搏战训练时也说：“他们在向我们兜售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呢。”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8。
军训心理学
部队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前文已经提到，自然科学创设的（为人文科学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战场，却从政治和逻辑上为一门“人类科学”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管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否认（通过使用行话或将战士相互隔离），前线的战士都很清楚，战争就是杀人。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所以尽管自然科学家对士兵的情感体验视而不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不敢怠慢，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向各级指挥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无法消解军队机械化和千人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是懂得再多枪炮射程和弹道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用。“陆军训练营学员心理课程”，《心理学报》，15期（1918），页130。
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场看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