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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9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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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之为理智的东西实在是受我们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底层,其中尤以遗传天性最为重要。在某种情境下,人有意识的个性会挥发,而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这时都会朝一个方向聚集:这样,集体心智就形成了。这个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为一体,此后就可以像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样行动了。
换言之,“部队人群”可由施训者支配,因为“同质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体的性格和精神”。
向个体和群体施加“战争印记”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认,现有的训练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忽视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枪弹。没有枪弹,通过训导士兵是可以知道该如何行事——可到了实战还是手足无措。为了鼓励士兵开枪,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小旗。红旗表示敌军火力稍强;蓝色是双方火力相当;白旗则相反。通过一系列演习,士兵应当知道依不同战局风险的大小决定如何应对。应该教他们借助掩护前进、选择射击角度以及沉着应对压力。与队列训练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执行、整齐划一不同,战斗训练更重视战术队列和因地制宜。陆军J.富勒上尉,《训练备战》(纽约,1947),页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发展了富勒的理论。他也认为要想士兵勇猛,拟真训练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观点,即士兵的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官还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马歇尔鼓励士兵们互相接触(据他观察,“互相拍拍背……胆小的老鼠也会成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活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是挖个散兵坑,或者给战友提供紧急救护。马歇尔是这么说的:“行动使人镇静,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会儿就会去用它。”
马歇尔也指出不应抱太大希望。最怠战的四分之三士兵怎么都不会积极起来。但他也提出,哪怕不开枪的士兵对战斗也是重要的:只要他们在场就有助于保持士气。积极的士兵全身心拼杀,不会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干什么。实际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场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们虽然没帮什么忙,却给战争造了势。对开枪者可以以升职作为奖励,一直不开枪的人可以调去打炮,几个人协作或许可以让他们变得积极些。有时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单兵武器,比如喷火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这些武器都是“独行侠”,也有分量,或许会让怠战的士兵消除总是默默无闻的心理状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马歇尔写下这些文字时,军方已经走在了无论是他还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拟训练,即后来的“战念灌输”。形式起先有多种(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其中的一种,“爱恨法”),但到二战时已固定下来,成为渗透科目,它要求受训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受训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还要完成模拟的战斗演习。有些通道会有活动靶弹出,要求士兵迅速将其打掉。“闪电科”、“渗透科”、“村战科”和“近战科”要求战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战局条件下及时开火,哪怕周围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超越火力。攻击科可以从体能和心理两方面考查、训练士兵。壕沟里烟雾密布,使受训者无从分辨壕沟有多深;里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训者穿过两道屏壁,却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假人夹击,这是为了检验他用刺刀的反应速度。具体情况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20;“训练中的现实”,《泰晤士报》,1942年4月27日,页2;C.特瓦因,《刺刀训练:借助假人、草棍进行的系列模拟演习》(奥尔德肖特,1942),页38—44;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及威廉·基西,“补充兵员的训练”,均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387—389及448—451;“战争内阁日程:来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东)将级指挥官的报告”,1942年,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其他军种也进行了拟真训练。空军的例子见美国陆军司令部空中部队训练师,《美国陆军空中部队专业人员战时训练评估》(华盛顿特区,1946),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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