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11
个人介入不止于此。沉迷于神话的武士除了屠戮轮廓清晰可辨的个人，还把武器也人格化了。“米格战机”（苏联造，北越军队普遍使用）可以被“谋害”，好像它们有生命一样。见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全书各处。这种人格化的情形在坦克战中也有。经常会说起“毁掉”一辆坦克，就好像在说人一样：见安东尼·厄文，《步兵军官：个人纪事》（伦敦，1943），页62—63及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子弹打中对方飞机，高射炮手会说看到“敌人晃了下，向上蹦了蹦，蹒跚了一阵，接着就打起滚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24。有着“长长机腹”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机被径称为“德国佬”。艾伦·米切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中士飞行员詹姆斯·艾伦·沃德”，收德里克·唐吉（编），《岁月流逝》（伦敦，1942），页11。人与机器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换。一名绰号“大傻”的炮手曾向上级报告说：“我干掉了敌机的尾射手，返航时……‘他’的一个引擎正往外冒甘醇呢。”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05。刚轰炸过德军潜艇的飞行员说不知道是否已“将他干掉”时，实际指的是潜艇，而非人。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0—11。士兵不仅逢人必杀，就连“有人格意义”的武器也不放过。
这和狂轰乱炸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形之下，后者似乎没那么正当，似乎是因为它没太多技术成分包含其中。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扔炸弹，不太容易和英勇的猎手联系起来。一位曾在英国皇家空军任少尉以上官职25年之久的飞行员这样说：
感谢上帝，我开的一直是战斗机，从没开过轰炸机。否则我肯定会抗命；往德国城市扔炸弹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84，引自H.艾伦，《特伦查德勋爵的遗产》（伦敦，1972），页Ⅸ。
现 实 挫 人
但上述武士神话很少能和现实重合。上阵士兵，很少有人曾预想刺刀可能卡在敌人身上没法取出来，还会恐慌；也没几个事先预备了人血会有恶臭。没人想到，敌人一拨倒下去，另一拨又会上来：总也杀不完。想逞“英雄”，只会自己丧命。过于想靠刺刀终结对手性命，不料把自己的命也陪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E.科尔布鲁克，“家书集”，致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甚至连空战——本该是最浪漫的——也会让人失望。例见“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75及詹姆斯·麦卡登，《怒飞》，（伦敦，1930），页170。用一战某飞行员的话说，幸好“大人物”们没给驾驶员和机枪手太多思考时间，不然更麻烦。“妈的，见鬼。”他言语中满是不屑，
一想到这事我就要买醉，好让自己血液一直在沸点——兴奋起来好去杀人，然后再笑对自己的战绩。这种无拘束的日子据说很好，人也据说要比兽强些。一派胡言！“飞行队驾驶员”，《碧空死影：一个飞行队驾驶员的战时日记及照片》（伦敦，1933），页97及99，或见页57。
1942年，海军中校B.W.霍根在指挥进攻瓜达卡纳岛时，体察到了飞行员们面临的困难。击落日本飞机固然让人兴奋，可随后须低空飞行，“地上，人们在四下逃命，可得打开所有机枪一齐扫射。我们射杀的都是素未谋面的鲜活的人啊”，这不能不给飞行员们以极大的震撼。海军B.霍根中校，“高级卫生官员在美军航母‘黄蜂号’的精神病学观察，时在战区进行鱼雷战，以及幸存者的反应”，《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91。但他也说，没多久他们就习惯了。斯坦利·约翰斯顿在描述瓜达卡纳岛上空轰炸、扫射的飞行员时也说：
他们并非在云间出没，与敌机周旋，这种既扬名、又受勋的好事可轮不到他们。任务危险系数很大……可这些飞行员总是默默无闻，名字根本不见诸报端，更别提通报表彰了。斯坦利·约翰斯顿，《死神》（伦敦，1945），页77。
空战那点浪漫情调，早已被轰炸造成的大规模毁灭削弱了大半。正如历史学家约翰·H.莫罗所言：
所谓轰炸平民是出于战略考虑的遁辞，开脱了那些指空战为总体战时代必然产物，由此混淆军民界限，滥杀无辜，视屠戮妇女、儿童为理所当然的人。约翰·莫罗，“空中骑士：军用航空的兴起”，收弗兰斯·库特希亚、玛里琳·谢文库特希亚（编），《权力、认同及一战的社会历史》（普罗维登斯，1995），页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