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9
最重要的，这些杀伤方式凸显了个体在抹杀个性、技术驱使的现代战争中的无力。因为看不到个体，许多战士厌烦了让人心灰意冷的机械炮击，转而向往一种更个人化的杀戮。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42；亨利·达令坦爵士，“希腊来信”，1915年6月5日，页41，利德尔·哈特中心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8；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克温坦，“自传”，页5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多萝西·斯科尔兹，“书信文件集”，E.威廉斯日记，1914年9月22日条，威根档案馆。陆军上尉M.D.肯尼迪是这样说的：
旷野作战，至少还可以真枪实弹地干一架。堑壕战是第一次出现，你根本没法施展。一直在开阔的平地上操练的部队，老在战壕里窝着肯定会感到憋闷。平地作战不至于没有还手机会，无论是敌是我，是伤是亡，大家都不耍心眼，要打就光明正大。做官的也好，当兵的也罢，图的不就是痛痛快快“打一架”吗？陆军M.肯尼迪上尉，“金钱的感召”，1931年，页9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这就点出了白刃战深受士兵欢迎的原因。比如在皇家恩尼斯基伦燧发枪团服役的查尔斯·塞西尔·米勒就曾说，在无人地带赤手空拳地打“真是过瘾”，他直言“被几英里远的地方呼啸而来的金属家伙撕成碎片的感觉就差得远了”。查尔斯·米勒，“印度驰书致在英国的女儿”，页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在1915年5月4日写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在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团当兵的）盖伊·沃恩弗德·南丁格尔提到了短兵相接时的兴奋劲：“太过瘾了”，他写道，“我们眼里只有敌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不用打冷枪了，大家都如释重负。”陆军盖伊·南丁格尔上尉，“1915年书信集”，致姊书，1915年5月4日寄自加利波利，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南丁格尔之所以厌恶狙击，是怕没打照面就遭人暗算。另一方面，放冷枪的人却可以得到满足，因为“敌明我暗”。狙击是一种很“个人化”的杀伤方式：它要求杀手“直视”目标。关于远距离射击前的“直视”也就是瞄准，见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通常无法让人展示个人技术的战场上，这是不多的一个机会。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63。或见陆军E.高德森上尉，“日记”，第5本，页1，1916年11月16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恩·艾德里斯，《我们非打不可吗？》（悉尼，1939），页147；默多克·麦高纳果，《即刻进攻：突击四队的故事》（伦敦，1954），页124。狙击手如F.德马格瑞知道“其中的门道”：对付德国兵，或是奇袭，或是智胜，所以特别得意。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无人区，心里“特踏实”，兜里还揣着女朋友写来的情书（他管这些叫自己的“铠甲”）。F.德马格瑞，“为了纪念”，页2—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不论什么战场传奇，有两点必不可少：个人的英勇和施展的机会。
士兵喜欢单打独斗，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在所有战法中，狙击是和打猎最相像的。1899年征召欲派往南非的神枪骑射队时，要的就是苏格兰鹿苑雇佣的人高马大的追捕手、猎人和看守。亨利·塞顿卡尔，《武装动员1900—1901》（伦敦，1902），页31。好的狙击手多是乡下出生，似乎已成共识，最好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人最可能有过捕猎经验。战争部，《关于堑壕战致步兵将官书》（伦敦，1917），页41及战争部，《狙击》（伦敦，1951），页1。话说到底，狙击是狩猎的另一种形式，不过猎物会还手罢了。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4及15；陆军H.黑斯克思普理查少校，《在法国放冷枪，及侦察员、观察员和狙击手的科学训练方法》（伦敦，1920），页37；《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页1。但他们也不会比“没有装甲的野味”厉害到哪儿去。陆军上校洛德·科特兹洛序，收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杀伤人数成了相互竞争的标尺，同时也是傲气的源泉，就像狩猎归来“捕杀”的鹑鸡数是吹嘘的资本一样，麦克斯·普劳门1919年时宣示道。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9。某次狙击训练中，步枪手赫伯特·W.麦克布赖德不无讥讽地说：“既然不能拿印第安人作靶子，（练狙击）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捕野物了。”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30。另见战争部，《步兵训练——卷一：步兵排武器手册第十，狙击，1951》（伦敦，1951），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