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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8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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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和空战的出现勾连了现代战争与老式骑侠作风。透过望远镜瞄准具向敌人开火,既显现了“20世纪现代战争的野蛮和残暴”,也映射出“古时战争的浪漫色彩和骑士精神”,这是一名澳大利亚狙击手的话。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和狙击相比,空战更可被视作中世纪战斗仪规的再现。劳合·乔治曾热情地说道,“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段传奇,每一个记录都是一部史诗……它们无不让人忆起骑士游侠的古老传说。”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149。另见沃尔特·布里斯科,《少年空中英雄:从学龄男生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伦敦,1921),页59;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23;空军H.伊克少将、空军艾拉·伊克上校,《空战》(纽约,1941),页36。 W.N.科博尔德在其诗作“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1919)中不惜笔墨(铺衍了32个诗节之多)地歌颂了“行走云间的游侠”,驾战车驰骋于天际,只身迎战德国的空军中队,巧妙地躲闪数十门高炮的火舌。W.科博尔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2—5。在(同一集的)“骑士风度再现”中,科博尔德指出,骑士精神在空战中重生。是时,飞行员仿佛古时的骑兵:就是“云端高贵的骑手”,在云间徜徉,空中驰骋。打斗成了“捉对厮杀”,飞行员驾的是“钢铁铸就的坐骑”。与骑士时代一样,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浪漫历险”。同样是决斗,真正的武士只可被征服,要不毋宁死。W.科博尔德,“骑士风度再现”,收《战争诗:1918年3月21日至11月11日及停战日以后》(剑桥,1919),页10—11。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几乎重复了前面理查德·希拉里的话,不过言语中少了些诗意,多了些平实:
就你自个儿,生死不由人,凭自己本事、一人之力,与敌人周旋。好像中世纪骑士的比武场,现代战争中惟一可亲见敌手、一决生死的地方,惟一留有骑士风度、正义气节的地方……不会发生你坐在满是泥的战壕中,五英里远的地方一个与你没有个人恩怨的家伙冲你开枪,把你撕成肉片的事——至死还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那不是打仗,是谋杀。这样的杀伤,无谓,粗暴,卑鄙。还好,与我们无关。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另见威廉·吉厄里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书信》(伦敦,1918),页77;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76;詹姆斯·斯佩特,《空中实力和战争权利》(伦敦,1924),页103。
飞行员无论活着、打仗,都“像个绅士”。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他们的基地在安全区,所以在战争间歇尽可以休息。参观者到了那里,看到“半小时前还在……英勇杀敌”的战士们竟然“都已经冲洗过了,穿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正安坐着享用大餐,桌上摆了花,外面还有乐队奏乐”,无不感到吃惊。空军威廉·毕晓普少校,《翅翼之战:空中绝杀》(伦敦,1918),页1—5;博伊德·凯布尔,《空军战士》(伦敦,1918),页139—140;珀西·霍尔,“琐忆”,未标页,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关于二战,也有类似的观点,见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夜幕》(伦敦,1953),页18—19。其他关于二战和越战的记述,见珍妮·克里斯蒂,其访谈收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181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0—358。
骑士准则的核心是理想主义,是脱了俗的灵性。自视为武士的人,都坚持刺刀有一种正义,而其他武器独无。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刺刀是武器,却象征了“公道、正义,是有灵的上帝为被侮辱者的复仇”,一名作家在《焚尸炉》(“青年公民志愿者协会”刊印的业务通讯)杂志上慷慨陈词。连对杀人颇反感的人也认为“一个有圣战信仰、拿刺刀拼杀的人,要比机枪手更接近上帝”。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79。宗教人士鼓吹这一观念尤其卖力。在1939年12月10日的广播讲话中,红衣主教欣斯利以雄辩的口才论述了现代机械战争的可怕,并无限向往地追忆了持刀作战的既往时光——刀剑可谓是“正义的象征……古代骑侠扶弱抗暴的见证”——到了现代,竟让位给了地雷、炸弹、鱼雷、毒气等一干玩意。他哀叹说,“科学的至高成就”竟被“掳来为野蛮和愚昧造势”。红衣主教欣斯利,《和平的规约及其他战时讲演》(伦敦,1941),页7,1939年12月19日广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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