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4
战机驾驶员或狙击手的经历同样不算典型。“直接的”空战直到一战中期才出现（此前机枪没法架到机翼上）。可即便这时，飞机的用途也还是以侦察、火力探测和轰炸非战斗人员为主，而不是击落敌机。狙击的情况类似，只是由精英部队开展。一战时，在西线大打堑壕战的情形下，没有大面积目标可供机枪扫射，一个营平均才有16名狙击手。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另见《下议院辩论记录稿》，1915年5月19日，2391—2392栏，5辑，71卷及1915年9月21日，305栏，74卷。战争刚结束，所有狙击手就被“遣返回帝国在各地的军事基地，从此没了声息”，原来指挥人员认为他们只在一战这样的静态战争中才能派上用场，除此就不中用了。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Ⅴ。二战时（只在个别战区和特种部队有狙击手的身影，如伞兵和空降部队、突击队，再有就是英国特种航空队），每个营配备的狙击手数降到了8个。到纳尔逊入伍时又一减再减（少到只有6人）。伊恩·斯凯纳坦，《英帝国狙击手：不列颠及英联邦军队的狙击与装备1915—1983》（伦敦，1983），页16及136。驻越澳军甚至没有配备狙击用武器陆军R.林伍德上尉，“狙击手：第一部分”，《澳大利亚步兵》，20卷2期（1980年12月号），页9—10。，美军的杀伤记录也很低。例如截至1969年年中，步兵第九师的狙击手（平均）一月才射杀敌军200人。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120—122。这在战争总伤亡人数中微不足道。
艾德里斯、希拉里和纳尔逊所代表的战争形式虽算不得常见，却广受尊敬。这里面最不吃香的还要属纳尔逊的。如此夸耀自己狙击本领的情形只有在正规部队和特种部队才会出现：连纳尔逊本人也勉强承认，许多民兵根本无法体会他的这一偏好。尽管如此，狙击手还是从自己的行当中获得了无上满足。艾德里斯曾称许这种一对一的作战方式，认为（与拼刺刀类似）可以给自己带来“极度的”兴奋感。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45。“太爽了……瞧那一张张生龙活虎的脸”，有名战士说到。伯纳德·亚当斯，《无甚动静——与威尔士一个营在前线八个月纪事：1915年10月至1916年6月》（斯蒂文尼治，1988），页133及152。也有士兵深以枪托上的刻痕为豪，派他们去搜集情报还不乐意。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39；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39；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120。这都是些积极性很高的杀手，用一名狙击手的话说就是，“爱上了这一行，就是累点也心甘情愿”。H.黑斯克思普理查，《在法国放冷枪》（伦敦，1920），页40。
但白刃战却更可以代表武士文化的最高境界，尤其是在一战期间和战后直至二战的那段时间。虽然刺刀更多的是用来抹果酱，但用它来刺和捅还是占据了人们的想象空间。须知，在20世纪前数十年的战史中刺刀可是主角。小说描写总是勾留于刺刀进出时那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血淋淋的”刺刀穿胸入骨，“随着长刀见底，惨叫声不绝于耳”，约翰·菲纳莫在其《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1915）和《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生动地写道。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16—217及200—201，295—296及241—242及《俄军中的美国童子军》（伦敦，1915），页92。在纳特·古尔德的《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1916）中，当小说主人公把刀送进了德国长枪骑兵的胸膛，听到耳际“让人惊悸的骨裂声”，不禁莞尔，好像受到了鼓舞。纳特·古尔德，《先输后赢：体育与战争纪事》（伦敦，1916），页244。另见页272—274。这种声音听来虽让人“惊悸”，却也能带来阵阵“快感”，那种“无上的欣喜”准保可以让德国兵“心惊胆战”，小说家安慰胆小的读者说。杰克·博宾，“血战到死”，《男孩杂志》，3卷60期（1914年11月7日），页196；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5；艾登·菲尔波特，《人体和战争》（伦敦，1916），页4—5。这些引语还算常见：凡士兵小说都会写到白刃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