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3
开始时，越南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让人激动——当然，成为一名狙击手后一切都变了。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有两点考虑。第一，他不喜欢受人指派，那样在一个群体中便没有了独立性。而当一名狙击手几乎可以随心所欲，这种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一直很倾心。第二，也最关键，就是他发现普通步兵不可能按自己对战士的理解行事。他称许的“武士气质”讲究的是“尊重对手”，并认为“杀害平民，失去自制，或丢弃日常生活谨守的准则，都是错的”。他还说，“武士应持的理念就是杀人，要斩钉截铁，不能拖泥带水，要讲求高效，手起刀落或枪弹出膛之际不应带怨恨，要讲人道。”但在越南作步兵，没法有这种良心上的顾忌。纳尔逊很快就发现，自己他不得不手刃平民：第一个作刀下鬼的是个小男孩，因为正有队军车从一边开过；另有一次，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中弹的女孩在自己面前死去，眼中充满了对他的仇恨。当一名狙击手就不同了，每个目标都是该杀之人，这样就可以放心地“抠扳机……每干净利落地撂倒一个都是项不小的成就。”真正的武士从不滥用生杀大权。纳尔逊从不愿意被迫参加近乎疯狂的交火。正相反，他的职责是冷静、镇定的报复。用纳尔逊的话说就是：“这些人的生死掌握在我手上，因为透过步枪望远镜瞄准的是我，抠动扳机的也是我。”与之相对的是如何面对死亡：他总是跟自己讲，要是负伤，一定拼死相争（比如在树后放冷枪时，他会把自己绑在树枝上，这样一旦受伤就只有继续抵抗直至牺牲）。“只要能接受你自己的死，”他解释说，“杀起人来效率就高了，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纳尔逊，当狙击手是惟一可以贴近自己理想、做一名正直武士的出路。
但当狙击手的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就终止于他执行第二轮任务时。当时他被指派负责一伤亡惨重的小分队，不得不射杀一名美军战机驾驶员。那人的飞机坠毁，连肚肠都摔了出来。按战士准则，这枪应该打（凡正直战士都应杀死受重伤的同仁，结束其痛苦）；可他却因此被同业会开除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武士性格要更有更多的“平民”气质。“大家都静下来，后退了几步，”纳尔逊含泪回忆到，“他们都不理解……都盯着我看，好像我的所为不可理喻……我的理念他们无法接受。”归根结底，纳尔逊表现的是一种职业“武士道”。在成批征召的军队里，旧式的军事道德已被完全抛弃：新兵只有保持缄默。越南（纳尔逊总结说）“给了武士概念以致命的一击”。自此，他“从俗”了，也即杀人时怀的是仇恨，是报复心，是沮丧。戴夫·纳尔逊，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麦登，《相似处：士兵见闻及现代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3—28。
上面三人都自称战士，也都依据战争记忆衍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武士神话。一个是离家千里的爱国作家，快意于白刃战中野蛮的肉体接触。一个是孤傲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鲁莽的空中决斗而离奇负伤，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一个在一场肮脏的战争中，做着关于“绝杀”的幻梦。上述关于战斗气节的迷思显然各不相同，有矛盾的地方，而且坚持不同传统的人相互间还有激烈的对抗。但无论是近身刺杀、空中开火，还是远距离狙击，自视为武士的战斗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三点：骑士品质、私密性和战斗技术。
刺刀、战机和望远镜
“利器”、“空中骑兵”和“搜捕活人”尽管都不太常见，却象征了武士的共同特质。拿拼刺刀来说，没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战场体验。即使在一战，近七成的伤亡乃远程火炮造成，死于刺伤的尚不到千分之五。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下面题为《手中的刺刀》（1916）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抱怨：
论烤面包，手中刺刀真一流；
便开罐头吃牛肉，也莫愁；
拨弄火堆，正好可以显身手；
做啥都比杀人强，没由头。罗伯特·塞维斯，“手中的刺刀”，收《一个红十字会会员的韵诗》（伦敦，1916），页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