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3
可以白拿毒品、酒，玩女人，你杀过那么多人，没人敢向你要钱。人都以为你嗜杀成性。这些东西好像在说你特能打，特男人。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1。另见艾伦·坎登，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
拉里·海纳门的《帕科的故事》（1987）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书中，美国陆军一等兵伊莱贾·瑞恩特里·乔治·华盛顿·卡弗·琼斯（昵称“琼奇”）便集了39副人耳，拿了截黑金属丝串起来，像花冠似的围在钢盔上。戴着这令人生惧的饰物，他进了在越南富克卢克的营地。作者接着写到：
可惜啊，你没看见后方那帮混账“家猫”贴墙站着、两眼暴突、肌肉蜷缩、抽吸冷气的样子……琼奇一路劲舞，左冲右撞地就进去了——边脱衣服边扭着摇摆舞，和着音乐，昂首阔步，左瞅右视，打着响指——他熟稔地拨弄着项链，摇来晃去，叮当作响（要是耳环也能响的话……），这么摆弄着，好像啦啦队长手中的丝球。
战斗连的所有人（当然是幸存下来的）见此一阵爆笑。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8。这倒符合夏尔·波德莱尔在《笑的元素》（1855）中提出的“笑的原初律”，即“愤怒……和磨难……的恒久迸发”——对“家猫”的仇恨，没有他们一声令下，自己也不会身心遭此痛苦。“发笑者的唇有被撕裂、炙烤的感觉，所笑的实在是自己的罪孽，连上帝也不会宽宥。”夏尔·波德莱尔，“笑的元素，或纵论造型艺术的喜剧性”，1855年发表，收波德莱尔，《当代生活的画家诸篇》，乔纳森·梅恩译（伦敦，1964），页153。
我们不妨这样看，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当事者可在“他者”之死与善待己身间建立起联系。果真如此，这人耳串成的项链甚至可看作“爱的念珠”。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1。有的士兵还会留下东西，比如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尸体上面，或是把写有自己部队番号的卡片塞在失去了生命的手里：这种做法也很重要。阿伦·赖特，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27及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46。每具尸体都有了普世意义，对死亡的恐惧也因之减弱。留放物品的方式，使被杀的敌兵“与生者同一”了。这在詹姆士·J.法伊1944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可得到证明，其时日军的自杀飞机刚刚光临过：
舰上到处是日本飞机的残骸。一波袭击暂息，我们的人赶紧搜寻可资纪念的物件，这些东西别的地方可没处找。我捡了块飞机残片。甲板上离炮座不远的地方满是日军飞机员的血、内脏、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有个海军陆战队员斩断摔死了的日本飞行员的手指，取下了上面的戒指……另一家伙拿了块日本人的头皮，就好像刚从动物身上剥下来似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皮肤是黄的，是日本人的没错。在我看来年纪应不大。我拾起一个装馅饼的罐头，其上有截舌头。那上面飞行员的牙印很深。舌头看上去很长、很大，部分扁桃体和咽喉好像也连在上面。它看来跟肉铺里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两样。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231，1944年11月27日条。
在法伊看来，这些日本人的尸首既陌生（指肤色，舌头竟像动物的），又不可谓不熟悉（人很年轻，还戴着戒指）。
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搜罗、庆祝的程式很重要，因为这样士兵才好解决“给错剧本”的问题。杀人后的狂欢不必排斥法制；相反，它应是士兵坚拒极端暴力的重申。如果能从违法行为中得到乐趣，那正是因为法律尚有人尊重。套用米海尔·巴赫京的话，从取身体上战利品是“业经许可的违法行为”米海尔·巴赫京，《拉伯雷和他的世界》，H.伊斯沃尔斯基译（印第安纳，1985）。：严格说来，军方（比如像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的军官）是反对碎尸取乐的，但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认为要想“维持战斗力”，这种胡闹是必须的。尽管当局威胁，裹带敌人尸块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相关谈论，见保罗·法瑟尔，《理智与战时行为》（牛津，1989），页117。另见“进攻拟议方案”，皇家沃里克军团一营指挥官起草，1918年6月24日，收P.史密斯中士，《文书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违规者很少遭受训斥。甚至，还有军官鼓励下属拿战利品。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曾在1917年记到，其刺刀教练曾嘲笑收集德军纽扣的做法，并叫嚣：“像耳朵这样的东西才是你们该要的！”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刺刀魂”，收《胖子》（剑桥，1917），页43。下面这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服役时戴过人耳串成的饰物，用他的话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