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10
当时的虚报人数，已被广为承认。陆军中尉罗兰·H.欧文在1914年10月13日给父母的信中以没有“趣事”相告为憾，实在是因为“谁都不可能所有东西都看到，确实知道的就更少了”。要想知道惨事，他接着说，得去问英国兵。比如有个士兵给他描摹了一桩近事，而事情发生时他是在场的，也就知道那人是在信口开河。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 1914年10月13日致父母书，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时的纪念品交换也很红火，二线士兵都希望换些钢盔、刺刀、步枪之类，好带回去向爱人炫耀，以证明自己并没有信口开河。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及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5—16。
虚报数字的风气尤以空军为盛，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地位与其击落的敌机数直接相关（实际上，敌机被击毁的很少）。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便曾向父母保证，休假回来一定告诉他们很多“奇闻趣事”，当然他也承认，在回来前，那些故事很可能会“变得更充实、丰满些”。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45。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某基地的夜间飞行员虽从没见过空战，却一直把它挂在嘴边。有名飞行员曾评论说，“在时速400公里时掉头，你根本看不见吊舱，更别提后面还有架德国飞机盯住你的屁股不放了，”可这位夜间飞行员从没打过仗：日间战斗中队（他们倒是常有战斗任务）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也不管实际情形是怎样。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
如此夸张地描述杀伤，与讲故事无异。之所以有“吹嘘杀人”的冲动，是因为百姓爱听。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引言中提到的威廉·威利斯1917年5月4日写给卢特勒尔小姐的一封信。威利斯知道，他的女通信人对打斗有自己的浮想，自己只有投其所好。他承认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可也没有人可以指他说谎：“我写的都是实情。”这封信时而咋咋呼呼，时而平淡无奇，言语间的敏感还有悖常情。15000名德国兵冲了过来，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有几百人，却打退了这帮人，他们因此损失惨重。我们杀呀杀，直到腻烦了这满眼的鲜血、尸体才住手。我一路杀来，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上面让我们排往上冲，我们与敌人狭路相逢。他们果然和传言中的一样，非跑即降。这么多人没法生擒，只有统统杀光。平日学的拼刺刀，这会儿终于派上用场了。你想，我们就32个人，面对300来号敌人，却如此英勇，并制服了他们，难道不该引以为傲？本书收录的许多战场见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封信中见到：比如逆境中取胜、对手全无斗志、杀人成百上千、引杀戮为豪等。杀了这么多俘虏，威利斯在叙述时丝毫没有顾忌（而且他似乎认为卢特勒尔小姐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但与书中许多其他叙述不一样，他在无意中与所说的事保持了一定距离——在提到刺刀时，他避免提及“我”或“我们”，而是选择了“无主句”。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这里指拉尼库尔特一役。
威利斯之急于讲故事和卢特勒尔小姐之乐于听故事，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冲动。如果见面时就被问到，“你杀了多少德国人？”有些人会反驳，“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哪还敢说什么杀敌？”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4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另有些人则乐于编故事，哪怕实有其事，也非得把死里逃生说成威风八面不可。因为要是拒绝作答，别人不免怀疑你的身份和能力。无名士兵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95。很少有父亲、丈夫或小伙可以抵住这种诱惑，不往强悍的战士形象上去靠的。
另有一些人，像越战时的杰克·斯特拉汉，情感日丰，直至作起诗来，赞颂毁灭之“美”，写“夏夜星空写意的色调”，还有“律动的爆炸/在夜空中劲舞”。在斯特拉汉眼中，弧光约翰·凯伦，《有枪有车：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21；劳夫蒂·拉吉，《一个人的朝战》（北汉普顿郡，1988），页52；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42。
比地震还要让人振奋，当你
被这可憎的冲击波撞上，只有笑，
方才意识到打仗还能这么有趣。杰克·斯特拉汉，“一道弧光”，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16。另见詹姆斯·伊斯曼、沃尔特·哈纳克、劳伦斯·帕泽克（编），《王牌驾驶员与空战大捷：美国空军征战南亚1965—1973》（华盛顿特区，1978），页66。